2010基本工资斗争(三)「社会性」斗争的侷限

责任主编:张心华

上一篇:2010基本工资斗争(二)香港:面对贫富差距的对策

香港在「最低工资」立法问题的争论上,大致不脱我们这段时间在媒体上看到的争议,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会不会进一步造成关厂外移、扩大失业?还有「最低工资」的水準,会不会渐渐变成受雇者的「标準工资」,反而压低了工资水準?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在政府外判(包)人员,订下25元最低工资之后,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于是香港的工会就开始积极推动全港最低工资的立法。

基本(最低)工资该怎幺算?

香港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组成官方(劳工局代表)3名学者3名具商会背景代表3名具工会背景代表3名製表:孙穷理

最先碰到的问题,还是香港的官方用「劳资对话」的那一套来做回应,董建华卸任之后,曾荫权接任香港特首,劳工处长张健宗升任劳工及福利局长,他希望由各行业透过协商的方式,去订他们的最低工资,当时他承诺,如果实验之后,发现很少人订,就答应立法;2004到2009年的经验证明,参与这个计划的行业不足两成,贫富差距仍不断扩大中,官方也不再能拒绝这样的要求。

而香港第一次组成的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官方三名代表,都是劳工处的官员、加上学者三人,至于「劳资」双方的代表,则相当特殊,是由政府指派,具有劳方和资方组织「背景」的人,而不是透过工会、商会这些组织来派代表参与,谭骏贤说,就以委员之一的前立法会议员刘千石为例,他是职工盟前会长,不过退出职工盟的运作已经很久,基本上跟职工盟并没有关係,也不能代表组织发言,至于其他五名劳资代表,也都有类似的情形。这个样子,无怪乎在最后最低工资敲定之后,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要批判审议委员会是「黑箱作业」。

台湾与英美贫穷线制度的比较
台湾(2004)美国(2002)英国(2002)门槛决定方式指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低于当地区最近一年平均每人消费支出百分之六十定之,部分地区且有动产与不动产之一定限额。採用学者Orshansky于1965年发表之定义方式来决定贫穷门槛之水準,并且依照各家庭人口数以及成员年龄的不同,将国内所有的家庭区分成48个不同的组别。根据家庭所得中位数之50%、60%、70%与扣除居住成本与否区分为六项不同的参考指标。贫穷人口2004年1.13%的户数与0.81%人口数落于贫穷。根据统计2002年美国共有12.1%的人口数落于贫穷户的定义之中,较2001年的11.7%微幅提昇。2003年全英落于绝对/相对低收入门槛(中位数60%)下者佔人口之比例(%)15岁以下21%;16-59岁14%;60岁以上21%(皆以扣除居住成本前设算)。

拿香港的例子,跟台湾相比较,可以发现其最低工资立法的「社会性」更高,职工盟以「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作为标準,提出其最低工资计算的版本,其计算方式为:2,900(「综援」总开支除以总人数)×每一就业人口需扶养2.1人+每户每月交通膳食津贴800,这个数值再除26(天)×8(小时)工作,得出每小时33.125元的工资。

在台湾,由于基本工资制度已经行之有年,包括就业保险、低收入户生活津贴等最低社会保障的计算,都是以基本工资为基础,这样反过来推,和台湾的经验对照,似乎是颠倒过来的,谭骏贤也认为这样「没什幺道理」,不过由于香港政府并没有明确定义的「贫穷线」标準,工会也不容易找到计算的基础;而台湾工运团体日前提出2.2万的版本,也正是来自于目前官方订出的「贫穷线」标準:台湾(省)2009年每月最低生活费9,829元,这是《社会救助法》在1997年,以每人每月消费支出的60%来计算的,台湾的这个贫穷线标準,缺乏社会调查,让贫穷人口显得非常地少,已经为许多学者所诟病,也传出修法的呼声,所以,其实也同样「没什幺道理」。

「现实性」的问题

事实上,若要将「基本(最低)工资」视为处理贫穷问题的一个环节,就得更总体地审视社福、住屋、医疗、教育,一直到财税与整体资源分配,也就是透过国家来进行资源重分配,也就是如林建山所论述的「社会」领域的问题,但是,基本工资真的没有「经济」领域,或者说,是劳资之间在资本利得上,直接的斗争关係吗?或者这样问,基本工资的「议价」,与厂场、企业、产业的劳资之间的「工资谈判」,到底是不是同一回事情?对于上桌谈判的人,其「现实性」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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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基本工资斗争:

    (一)台湾:新规则 形式增强劳资协商(二)香港:面对贫富差距的对策(三)「社会性」斗争的侷限(四)上桌谈判的人,缺乏现实性(五)台湾经济成果,工人分不到(六完)「劳动力国际价格」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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